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佚名:真谛大师

真谛(499—569年),原籍西天竺优禅尼国,出身婆罗门族。少时博访众师,学通内外,尤精于大乘之说。少时博览群书,精通佛理,立志周游诸国,弘阐佛法,不畏艰险,到达扶南国(约当今柬埔寨)。
 
恰逢梁武帝派官员张汜送扶南朝献使返国,顺便求请名僧和各种大乘经论,扶南国便与真谛商量,请他应命携带经论入梁。真谛素闻梁武帝崇奉佛教,中国名僧济济,可以行化,欣然答应了扶南国的要求,随张汜扬帆渡海,于梁中大同元年(546年)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(治今广州)。又由南海郡陆行北上,翻山越岭,走走停停,共经两年,于太清二年(548年)闰七月抵京城建康,此时真谛虚龄已经50岁。
 
真谛始达建康,受到朝廷热情欢迎,梁武帝亲加顶礼,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,准备译经。但就在这年八月,发生了侯景叛乱事件。十月,京城陷落,武帝被囚,士庶奔逃,真谛只得离京避难,朝着东南方向,辗转来到东扬州富春县(今浙江富阳县),受到县令陆元哲的招待,安排义学名僧宝琼等20余人协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译《十七地论》。由于战乱扩大,只译出5卷就被迫中止。
 
至承圣元年(552年),侯景已在建康称帝,把真谛请还京城,在台供养。而此年三月侯景兵败东逃,京城一带渐渐安定下来,真谛住进了金陵正观寺。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,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,抓紧时机,与原禅师等20余人,翻译《金光明经》;次年转至建康县(今江苏江宁县南)长凡里一位檀越家中,继续译《金光明经》,共得7卷。
 
其时侯景之乱虽已平息,梁室的内争却方兴未艾,战火仍在蔓延,江淮一带兵荒马乱,饿殍遍地。真谛在京畿呆不下去,只得于承圣三年(554年)南下,二月抵达豫章(今江西南昌),住宝田寺,接着又到新吴(今江西奉新县西),在艰难的条件下,仍坚持翻译,一年中译出《弥勒下生经》1卷、《仁王般若经》1卷及《疏》6卷、《中论疏》2卷、《九识义记》2卷、《新金光明经》、《唯识论》及《涅盘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》等经论。
 
承圣四年(555年),真谛来到岭南的始兴郡(今广东韶关市一带),又应太保萧勃之请,于次年回到岭北的南康郡(今江西赣州市一带),连年颠沛流离,不遑宁处,仍随方翻译和讲说。后来萧勃被杀,真谛再度返回豫章,不久取道临川郡(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),前往荒陬海隅的晋安郡(治今福建晋江),寄寓于佛力寺。在这段流徙过程中,先后译出《大空论》3卷,《中边分别论》3卷并《疏》3卷,《正论释义》5卷。
 
当时的晋安郡,还是一个经济落后、文化荒凉的地区。但因为真谛的到来,一些义学僧如智文、僧宗、法准、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,追随真谛受业。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,一边讲解,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“讲译都会,交映法门”的兴旺景象。陈永定三年(559年),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,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,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,总感到周围的环境,比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,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,萌发了离开中国、另求理想弘化之地的念头。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,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,并与僧宗、法准、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。
 
逾二载,于文帝天嘉二年(561年)离开晋安,乘船至梁安郡(恐系梁化郡之误,梁化郡约当今广东惠州市一带),天嘉三年(562年)九月,译事告一段落,装备了一艘大船,欲返家乡,不料风向转变,十二月间又漂回广州,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,迎住制旨寺,奉请为菩萨戒师,尽弟子礼甚恭。真谛自来中国,飘泊了16年,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,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。
 
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,并助译经论的僧人,有僧宗、法准、僧忍、慧恺、法泰、智敫、道尼等僧人,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。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,有的是特地从都城渡岭前来广州相从的,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。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、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,慕真谛的道德学问,不惮艰辛,远来相寻。他们的到来,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,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,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,整理成义疏、注记、本记、文义等行世。
 
所以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,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,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。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,内容虽然很广泛,却以《摄大乘论》为中心,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、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。《摄大乘论》正是真谛的专长,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。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,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,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。
 
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,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。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,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,反复核实,把意义吃透了,才动笔成文。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,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,所以他的译文,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,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。
 
真谛又坚持一边翻译、一边讲解的做法,译经的助手同时又是他的学生。这些学生在他的培养下都成了《摄论》名家。来听他的讲座的还有广州的其他僧、俗多人,经他的教导、熏陶,对《摄论》也都有了甚深的修养。
 
天嘉四年(563年),他应慧恺、欧阳頠等之请,译讲《大乘唯识论》(即《唯识二十论》)和《摄大乘论》等,五年(564年)又译讲《俱舍论》。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,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。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,先后与真谛同译《摄论》和《俱舍论》,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,曾对他说: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帮助翻译经论,那么我的翻译成绩就不致于缺少。尽管如此,现在译出两论(指《摄论》和《俱舍论》),词理圆备,我也死而无憾了!
 
天康元年(566年)二月他应慧恺、僧忍之请,于显明寺重治《俱舍论》译文,再一次阐讲论义。光大元年(567年),重治《俱舍论》完毕,又为僧宗、法准等再讲《摄大乘论》一遍。二年(568年),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,译讲《律二十二明了论》。
 
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不但帮助真谛译经,还帮助真谛讲经。光大二年(568年),慧恺代真谛为僧宗、法准、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70多人讲《俱舍论》。六月间,真谛有厌世之意,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,慧恺追至挽留,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,他还居王园寺。八月,慧恺讲《俱舍》未及半部而得病逝世。真谛非常感伤,抚膺哀痛。他觉得慧恺一死,自己如失左膀右臂,唯恐《摄论》和《俱舍》从此无人弘传,对实现自己的志愿是极大的损失。
 
为了悼念慧恺,也为了激励其余弟子,他召集道尼、智敫等弟子12人,到法准房中,共传香火,令弘《摄》、《舍》二论,誓无断绝。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,讲到第五《惑品》,终因哀伤过度,发病停讲,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(569年)正月十一日入寂,终年71岁。
 
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,编为部轴。真谛平时生活严肃,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,衣食之奉,节俭知足。弟子等受他的熏陶,也都勤奋禀学,晨夕不懈,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。及真谛殁后,弟子们分归各地,弘传其学,因而形成摄论师学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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